衡阳人民大会堂东门悬挂的国徽，去年换过一次-新闻中心-温州市跃森工艺品有限公司

2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模型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校史馆举行。在红色绸布映衬下，一枚结合了传统艺术与数字科技、高80厘米的国徽石膏模型，愈显醒目庄严。

王青春制作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摄影：张玉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作为该模型的制作者，将其捐赠清华档案馆收藏。

它的到来，与档案馆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版立体石膏模型一起，串起了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之间的不解情缘。

1950年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70多年前

首枚国徽设计就与清华有关

人民大会堂东门首枚国徽悬挂于1959年，历经几次更换。2022年，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实施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维修改造工程。经过充分论证，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委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承担国徽维修改造设计项目。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徽征集启事，征集到的稿件和图案虽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处，均未被采纳。

1949年9月是专家设计的轮，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设计国徽。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由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组长，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国立北平艺专国徽设计小组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

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张仃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1950年6月是专家设计的第二轮，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首先提出彩色斜透视天安门图形国徽方案，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稍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周令钊小组又设计正透视和剪影式天安门两种方案；清华大学遵照周总理提示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旗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方案，并最终被选为国徽图案。

国徽的主题形象有：国旗（五角星）、天安门、麦稻穗、齿轮、绶带。其中，齿轮、麦稻穗、绶带等，不约而同出现于双方最初的设计方案，象征工农联盟。天安门主题由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提出，国旗（五角星）主题则最早出现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林徽因、莫宗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

梁思成在病榻上手捧国徽设计稿与林徽因推敲、讨论。（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成员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方案图案合影。（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国徽方案。左二为张奚若，左一为朱畅中。（郑景康摄）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徽审查小组会议上，参会人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各抒己见，最终选定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庄严典雅的清华设计方案。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毛泽东主席主持讨论国徽图案

随后，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承担了将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浮雕模型的任务。高庄对国徽图案进行三大优化设计：绶带由朝前改为朝后，更有力、更规律化；麦稻粒保持丰富感，但不零乱琐碎；两把麦稻穗组成的环从非正圆改为正圆形，以便易于仿制，更明朗、更健康。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在徐沛真协助下，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国徽模型的制作工作。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1950年国庆前夕，张仃（右一）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工作人员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国徽

1950年国庆一周年前夕，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赶制的枚木雕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跨越七十余载，清华大学与国徽设计的故事再续新篇章。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维修改造计划提上日程后，国徽设计制作的“接力棒”再次交给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青春承担起新版国徽的精准模型制作和生产监制任务。捐赠仪式上，档案馆收藏的正是由王青春制作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石膏模型母版。

在王青春看来，国徽的设计是清华人共同的骄傲，“张仃先生后来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央工艺美院正是清华美院的前身。”有前辈们的榜样在前，在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王青春说自己无形之中就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新版国徽并非

简单复制和等比例缩放

绘画和雕塑，王青春再熟悉不过。2021年8月，“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以下简称“栋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由王青春还原的清华营建系版国徽立体稿和由其复制的清华营建系1950年版彩色国徽立体稿在展览期间展出。因此，当任务交给他时，他并不觉得意外。

王青春还原的清华营建系版国徽立体稿（图左，图中）和他复制的清华营建系1950年版彩色国徽立体稿（图右）在“栋梁展”上展出

早在“栋梁展”的准备过程中，王青春就查阅了目前有关国徽诞生史的大部分资料。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新版国徽模型制作任务开始前，他通过请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清华大学校史馆的老师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老一辈教师等，试图进一步了解在国徽设计制作任务中前辈们的设计理念、创作状态、甚至人物性格等，以丰富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王青春脑海中时常浮现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在病榻旁讨论国徽设计稿的情景，也想象着高庄先生在酷暑天里整日创作国徽泥稿时的模样，“据说他经常凝神几个小时才动一下刀；为了做国徽的绶带，专程去琉璃厂买了一尊北魏佛像，研究其衣褶的表现手法；包括麦穗的塑造也是参考青铜器的造型语言演进而来。”他把前辈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参与任务的人大概内心里都有一股劲儿，其中既有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追求，又有服务需求的动力。

模型制作前，王青春做了大量研究追溯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和依照墨线图等比例缩放的工作，实际上不是。”王青春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首先，从平面设计图到立体雕塑的转换，容易出现误差；其次，直接依照1950年国徽石膏模型定稿放大制作立体国徽，还需要在起位高度上做艺术调整，才能满足特定场所的需求。“比如1950年版国徽立体稿只有33厘米，现在要做成80厘米的版本，最终呈现5.6米的版本，完全复制的话就会出现国徽元素立体感不强以及绶带起伏不明显、麦穗饱满度不够、不能更好地凸显庄严宏伟等问题。”他举例说。